Merrill

　　王秋艷 王紅麗
　　刑事被告人因面臨刑罰的危險，為保障其人權，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將辯護權作為被告人權利的核心。普通程序、簡易程序和死刑覆核程序，對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都有規定，但實踐中真正使其有效發揮作用的並不多，筆者對此問題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和研究。
　　最後陳述權具有三大特征
　　最後陳述權具有防禦性。首先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任何階段都可以行使辯護權，最後陳述權則是在法庭辯論結束後才開始行使。其次，最後陳述權的行使方式以直接言詞為原則，而辯護權並不限於言詞原則，還可以有其他形式為輔助。再次，辯護權是以對抗為前提，最後陳述權的主體壟斷性排除了控訴方的抗辯。
　　最後陳述權具有專屬性。最後陳述權的行使主體具有專屬性，任何其他個人和組織都不得剝奪其權利。辯護權行使的主體除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之外還有律師，而最後陳述權行使的主體專屬於被告人，排除律師。雖然該權利專屬於被告人但又不同於人身權。人身權與人身不可分離，並且人身權不可以放棄，最後陳述權也專屬於被告人，但其是為了抵消控訴方指控的訴訟利益，並且可以為被告人放棄。
　　最後陳述權具有絕對性。只有被告人表示放棄或者已經行使，權利的行使才能終結。權利行使過程中法官不得打斷，控訴方不能反擊，在刑事訴訟的簡易程序中，最後陳述權也不能被簡化，即便是在死刑覆核這一特殊的程序中，也要聽取被告人的最後陳述。
　　兩大訴訟價值保障被告人行使最後陳述權具有
　　兩大訴訟價值。
　　平衡訴訟結構。被告人作為辯方不僅面臨指控，還有被羈押的危險，力量的不對等很容易造成訴訟的傾斜。平衡訴訟結構，防止公權力膨脹，對被告人和整個訴訟而言都很重要。最後陳述權就是這樣一種調和劑。被告人獨占性地行使最後陳述權，不受任何人的剝奪，控訴方在被告人進行陳述之後，不能對其陳述內容進行抗辯，在整個以職權主義為主的訴訟中加入當事人主義的色彩，將占優勢的控方對抗權加以排除，顯示出最後陳述權在整個訴訟中的平衡作用。
　　維護公平正義。最後陳述權是被告人的一項重要權利，它為被告人實現合理訴求提供了一個平臺，通過被告人的陳述，將被告人的犯罪動機、目的、過程全面展示給法官，對案件的公正審理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在最後陳述階段，被告人可以提出新證據和新理由，以致改變訴訟結果。可見，被告人最後陳述權對於維護公平正義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，直接影響了案件的正確審判。最後陳述權的程序價值在於被告人的參與，被告人在判決之前都是無罪的，依然有權利陳述自己對案件的看法，能夠為自己作有利辯解。整個過程的進行使被告人權利保障得到加強，對於訴訟來講也更加公平正義。
　　實踐中尚存短板
　　權利的本質難以體現。司法實踐中，一些被告人在最後陳述階段的表達往往以“我沒有什麼可說的，希望政府對我寬大處理”等簡略的陳述結束;還有些被告人在最後陳述階段向被害人道歉並承諾賠償;也有一些以“我還有孩子，希望法官對我從輕發落”來博取同情。最後陳述權儼然演變成一種情感宣泄權。被告人期望在最後陳述階段以其感人肺腑的“表演”來博得同情而不是以其合理的陳述來獲得有利判決。儘管當前制度給予被告人自主的陳述權，但多數被告人受“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”的政策影響，在訴訟中謹言慎行，很難主動行使權利，以致最後陳述權流於形式。在以職權主義為主的訴訟模式下要達到控辯雙方的平衡，需要一系列的權利保障，但是立法並不完善。
　　缺乏律師幫助。最後陳述權設置在審判的最後階段，此時被告人往往經歷了羈押、審訊、法庭調查、法庭辯論等一系列被動壓抑的程序，突然獲得最後陳述權這樣一個自主掌握的權利，被告人囿於自身素質和應訴技巧的限制，其陳述如果出現與案件無關或者侵犯他人權利的內容，法官不得不打斷其陳述，這時被告人尤其需要律師幫助。但司法實踐中，辯護律師一般不會主動告知被告人在最後陳述階段應該陳述什麼。被告人毫無技巧的陳述不僅不能起到保護自己的作用，反而影響法庭秩序和法官對案件的認定。
　　缺乏法官解釋與引導。法官對程序的進行有重要推動作用。但實踐中，法官的提示僅僅是“現在被告人可以進行最後陳述”，對於被告人應該陳述什麼、有沒有限制、會不會影響判決，被告人都無從瞭解。而一旦被告人的陳述有侵權或者蔑視法庭的情況，其陳述就會被打斷，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行使如履薄冰。
　　完善路徑
　　建立律師幫助規則。為了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最後陳述權，應設立律師幫助規則。律師幫助規則並不是否認權利主體的壟斷性，最後陳述權的主體仍然是被告人，律師僅僅是為被告人提供他所掌握的訴訟技巧和經驗。律師具有豐富的法律知識和職業經驗、辯護技巧，能夠進行完整有效的陳述，經過辯護律師的培訓，被告人就能在法庭上說出自己想說的話。對於被告人因為自身素質的限制不能完整陳述的，可以由律師進行引導式的回答。通過辯護律師技巧性的引導最大程度地保障被告人的利益。
　　建立法官解釋與引導規則。法官不僅承擔著審判任務，也是各個訴訟程序之間的潤滑劑。在庭審之初，法官需要向被告人解釋說明最後陳述權的具體內容，使其瞭解權利的價值意義，給予被告人足夠的時間去準備。在範圍上，法官應當告知其陳述不能損害國家、集體和他人的合法利益，陳述應當是與本案有關的內容，如果超出以上範圍，法官可以打斷其陳述。在方式上，陳述應當遵循直接言詞原則，內容記入筆錄。如果提出新的證據可能影響案件裁判，可以恢復法庭調查;如果提出新的理由，可以恢復法庭辯論;被告人不能獨自完成陳述的，法官可以引導被告人以問答方式幫助其完成，以提高訴訟效率。
　　完善相關立法。無論律師的幫助還是法官的引導都是外部力量的幫助，是被動的實現過程，促使被告人主動實現權利的立法還很簡陋。相比之下，被告人的辯護權立法相對完善，並且有一系列的訴訟規則來保障其權利的行使。而同是自力救濟的權利運行模式，最後陳述權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。因此，必須增加權利保護規則，強化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程序上的作用，使其真正由內而外、自上而下地運行起來。
　　(作者單位:河南省鶴壁市鶴山區人民檢察院)　　（原標題：保障被告人行使最後陳述權）